◎陈少华

城市是异乡人的城市。

而我，是这座城市里一块正在生锈的铁。在打工潮涌起的人海中，我是一个逃避故乡的人，逃避闭塞、贫穷的人。外出打工，是我高考落榜后不能去复读的唯一选择。

1992年9月初，我带着借来的一百多块钱和一份诗歌获奖证书，与十多位老乡颠簸了七天六夜，抵达广东惠州一处建筑工地时，天已黑透，雷雨正急，闪电的惨白盖过了工地上零星的灯光。还好，见面的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人，有的六十好几，有的不足十五岁。我在他们中间是一个有点学问的人，后来的记工、填表、发工资，包工的老板一定会叫上我，淳朴的工友们往往会投来艳羡的目光。

工地附近是工业区。工业区外有太多地摊夜市，一到夜晚或周末就热闹非凡。卖服装的、卖日常用品的、卖小吃的，热闹堪比老家的县城，特别是摆在地上的书摊，有《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这是离乡背井的人最好的去处，手头宽裕的工友，买上几本，手头紧的，就先翻阅几下。那些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去了好几次才买回去，直到看完才放心。那时的打工杂志太多，一期连上一期，我的额外开销基本都用于买书了，每年回家的时候，行李中总是塞着满满一口袋书，其它的，什么也没有。

我是特别想进工厂的。好几位在工厂上班的女老乡来工地告诉我：工厂主要招女工，男工要有经验与技术，除非想办法去找她们的主管，排队的人多着呢，应聘过了的好几人，听说最后都不了了之。对于一个穷怕了的人而言，一下子去接受这种关系，真有些不安。

就安心在工地上学点技术吧，哥说。

从工地白炽灯下写下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觉得有些事对不住自己，更对不住那快要被我遗忘的故乡——它像一块铁，随时面临着生锈与荒废。

那一天，我拿着手稿去东莞《长安报》报社，编辑老师一看到我晒黑的脸与臂膀，以为我是一名挖煤工人，当我说有点不习惯南方的太阳，他才知道我是一名建筑工，并热情地为我端来一杯水……临别时，他赠送了一本诗集鼓励我：像你这样在工地上能坚持写作的人在哪里可寻，你在用一双手，一双眼睛，一种毅力抒写一种与文字有关的打工生活。

是的，我有布满老茧的手，渴望的眼睛，坚持的抒写。可劳累过后，能留给文字的时间太少了，用夜灯相伴文字，用文字缩小城市与乡村的距离。每次看到发表的文字，总有些小小的激动，真的感到有一种关心，一直在鼓励我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写下去，让写下的文字，对自己不确定的地址有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年，我在深圳采访了一位曾在越南打工的工友，由于签证问题，他不得不与热恋中的越南女友分开，于是我写了一篇近六千字的文章，发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百花》杂志上，很多读者通过杂志社打听到我的地址，写信联系我，说这场跨国之恋让他们产生了共鸣，说我写进他们内心里去了……我回信说，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写了生活中应该写的人和事。

2002年底，经一位写作朋友介绍，广州一家杂志社的老师让我去那里实习了几天。老师们对我改稿编稿的作品很满意，劝我就留在杂志社，但我想到深圳租房的妻子，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还在孕中，不得不婉拒了他们。回到出租房见到妻子的那一刻，她是那么脆弱，她的眼睛里有一束亮光注视着我，我顿时明白了：生活中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来维持，又需要什么来放弃。

我回到横岗五金厂时，好多工友惊异地问我，那么好的工作咋就放弃了呢？我憨厚一笑，算是回答了他们。其实我们的心里彼此都很明白，现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生活与工作还得继续，就像我锻压、切割、打磨的一些铁器，习惯了用手和眼睛去专注它们的坚硬与柔软。

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写下的文字中，其实我是想表述一些什么的，结果什么都没表述出来。其中的阅历，早已是浮尘中的一缕尘埃，一旦呈现出来，首先是替自己找一个方位，要么存在与消失，要么放肆与拘谨，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回到自己的乡村，哪怕用生锈的铁去换取一粒干瘪的稻谷，我也心甘情愿。

陈少华营山人，返乡农民工。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等刊物。著有诗集《城市·乡村·铁》《愉悦的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