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林

傍晚下班回家，我不时捂着脖颈摇头。前两天刚从老家来重庆看我的父亲，见状便问怎么啦？我告诉他颈椎病犯了，有点痛。父亲就说：“你成天不挑不抬的，怎么会弄出这么多毛病？想当年我当泥瓦匠那会儿，每天累得都快散架了，也没落下这么多毛病。”说这话的时候，他把目光转向了窗外，视线拉得很长，像是拉到了川北老家，拉到了已经泛黄的岁月。

我也把目光转向窗外，同样把视线拉得很长，一直拉到埋头做瓦烧瓦的父亲背上。

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扑腾在川北老家的肆房沟，无忧无虑地消磨自己的童年时光。而父亲却没这么轻松，除了给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他还兼顾着烧瓦的活计。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成为泥瓦匠的，反正从我记事起，就看到我家旁边有一座瓦窑，每到农闲时节，父亲就忙着和泥、做瓦、烧瓦，当然也烧砖。

所谓农闲时节，就是粮食归仓后的秋冬季节，庄稼地空了，空了的地就可以取土取泥。烧瓦先得做瓦，做瓦先得找瓦泥。有时父亲从田里取泥，有时从地里取土，一担担挑到瓦窑旁一个棚子里，摊成一尺厚的大饼。不管这些泥巴是从田里来还从是坡地来，都必须捡出其中的石子、草根之类的杂质。接下来，父亲就挽起裤管，光着脚在里面踩踏，并不时往里浇水，这道工序叫“踩泥”，也叫“和泥”。

踩泥是个累人的活，有的地方用牛踩，但我家没牛，只有生产队才有牛，个体没有资格使唤牛。于是，踩泥全靠双脚。父亲把自己当成一头牛，沿着大饼一圈一圈地踩踏，从大圈到小圈，从小圈到大圈，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这样踩着踩着泥就变软变黏了，人在上面走，泥黏着人脚跑，噗嗤噗嗤地响。有时父亲也让我到里面踩，不过踩上几脚我就没劲了，弄得浑身是泥跑出来，惹得母亲一通臭骂。当然，父亲只在秋天让我踩泥玩，冬天他是绝不让我走进泥堆的，三九严寒连他的手脚都皲裂了，泥巴里常常带着他的血丝丝，所以他不让我进去。

经过踩踏后的泥巴，由生土变成了熟土，摸起来柔滑、均匀，可塑性强，这就可以做瓦坯子了。父亲把模桶安在瓦轮上，用钢丝弓削一片一指厚的熟泥贴在模桶壁上，再迅速用弧形抹子拍打连好接缝，然后蘸水上下来回抹光，边抹边转动瓦轮，瓦泥随模桶转动就被抹得薄厚均匀，光滑熨帖。停下瓦轮，用瓦刀刮去模桶上沿的毛边泥，然后将模桶连泥提到棚子的空地，向内一卷，模桶就被抽出来，做好的瓦坯子便立在地上，一个接一个整整齐齐地排列成行，等着自然晾干。

做好的瓦坯，最怕见水，也怕有人碰。还没有晾干变硬的瓦坯，一旦被雨淋被水浸，就会瘫软在地还原成泥巴。所以，一到下雨天，父亲就有些紧张，会小心翼翼地守护他的瓦坯。他也不准我靠近瓦坯，连一只鸡都不让靠近。终于顺风顺水等到瓦坯干透，父亲便用手沿瓦坯最薄处（制作模桶时在外壁上设置四条棱）一拍，瓦坯便裂成四块瓦，然后码成一垛垛的，等着装窑烧了。

烧瓦那几天，父亲白天黑夜连轴转，其劳累显而易见，但真正煎熬他的是等待。那几天父亲总是板着脸，严肃得像要吃人。那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每次看到他这副样子，我都很害怕，总是躲得远远的。不过，每次封火后开窑，看到从窑里搬出一摞摞崭新光滑的灰瓦，父亲满脸的乌云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乐得满脸开花。后来父亲告诉我，烧瓦是最关键的环节，一旦出了纰漏烧出一窑废瓦，前面下的功夫全都白费了，所以，烧瓦时他特别紧张，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

记忆中，父亲从未烧过一窑废瓦，他也因此闻名乡里。很多人家要建新房子，都会请父亲烧瓦。农闲时节，主人家会把父亲请过去，在人家的地盘和泥做瓦坯，瓦坯干透后，对方就挑到我家的瓦窑里来烧。这一番劳作下来，父亲得到的报酬不是钱，而是主人家给予相应数量的粮食。母亲曾跟我说过，那阵子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我能够填饱肚子健康长大，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父亲烧瓦换回的粮食。

其实，父亲烧瓦换回的也有钱。那是父亲收了几个徒弟后，就不只在周边打转转了，而是带着徒弟到更远的地方烧瓦，报酬是每天三角钱，不过这三角钱还得交给生产队两角钱，自己只落下一角钱。“那时一角钱可不得了，比挣一天的工分还值当。”父亲为自己当年每天能挣一角钱倍感自豪。同样令父亲自豪和骄傲的是，每到逢年过节，他的那些徒弟都会上门拜望他，让他很有面子。

如今，虽然徒弟们每年还来拜望父亲，但父亲已经不再烧瓦了，我家的那座瓦窑也早已填埋没了踪影。现在，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是砖混、钢混结构的房子，原来的土瓦房、砖瓦房纷纷被推倒、销毁，被钢筋水泥彻底击退。但我相信，在父亲的内心深处，那一抹泥土的清香还在，瓦窑上空那一缕青烟还在，那一垛垛瓦坯还在，那一摞摞灰瓦还在。

何军林四川南部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