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燕

对于食物，我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于川东北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落。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大山深处度过，那时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个头不高，与童年时缺吃少穿的经历不无关系。

母亲也时常提及，说我小时候面黄肌瘦，头发稀疏枯黄，一日三餐锅里碗里都能照见人影儿。后来考上当时的高坪区东观镇二家公社中学，每天要来回走上近十里崎岖的山路。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胡乱喝口稀饭就背起书包，拎着网兜，急慌慌地往学校赶，晚上回到家，天已黑尽，肚子永远都是饥肠辘辘。

乡下的泥巴路晴天倒还好，逢下雨天，塑料胶鞋底粘上厚厚的黄泥，走起路来特别费劲。每次我生怕上学迟到，走得急，便时常跌倒，待到了学校，像个泥猴儿似的。后来到了矿区，也有泥路，但那泥土不粘脚，我感叹着真好。母亲说，你个细娃儿晓得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那些黏土，拿什么来修房造屋呢？！是啊！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砌土灶全靠这种黏土，修房子也是用这种黏土，冬暖夏凉。

我对网兜的记忆尤为深刻。那个浅蓝色的网兜，陪伴了我一整个学期，它承载着能管我七八分饱的食物。网兜内装有一个搪瓷盅，盅内盛有一小把米和一根红苕，拿去公社中学食堂的大蒸笼里蒸熟，这就是我一学期一成不变的午饭。学校食堂也卖素菜荤菜，但我几乎没买过，母亲偶尔给我几角钱，让我在食堂打点菜就着饭吃，我不舍得，偷偷把钱攒下买图书。每周回学校前，我把家里做的胡豆瓣辣椒酱和泡菜各装一瓶，当作一周的下饭菜。

小时候，最盼望稻收季。

那时的乡下，要吃上一碗白米饭，实非易事，过程是艰辛的，这种艰辛我有深切的体会。从插秧、拔草、施肥、灌排水、薅秧草、割谷、打谷、晒谷到碾成大米，所历经的辛苦和汗水，至今仍记忆犹新。待好不容易吃上那碗晶莹亮泽、香气横溢、松软甜糯的新米饭时，不是狼吞虎咽，而是先用鼻子闻着碗中带着热气飘散出的米香味，再一小口一小口地仔细咀嚼，细细回味。以至于多年后，我的脑子里仍挥之不去那粗碗中盛着的晶莹发亮、呈油浸浸状的新米饭。

水稻收获季，稻田里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那时，收割稻谷的工具极其原始，人们都是用镰刀割谷子。打谷子的工具同样原始，是一个木制四方拌桶，长辈们将割好的谷子一束束绑好，在拌桶里摔打，直至谷粒脱落。

那些年，家里没有男劳力。每逢稻收季，母亲就打发我到二十里开外的走马乡，请外公和舅舅来帮忙打谷子。

晒谷的过程虽繁复，却充满了喜悦。村里公棚有一个偌大的、用石板铺砌的公用晒谷场，晒谷场地势开阔，阳光充足。每到稻收或麦收季，各家各户都会占一块晒场。我极喜欢看母亲戴着一顶用麦秸编织的破草帽晒谷子。我时常蹲在公棚的屋檐下，看母亲用木耙将稻谷铺开，铺成薄薄的一层，隔一会儿再去翻一次。母亲有时太累了，会坐下喝口水、伸伸腰、歇息一会儿。这时，母亲就让我去翻谷子，我屁颠颠地学着母亲的样子翻谷子。母亲说我人小，却很能干，干活像模像样，能顶小半个劳力。

晒好谷子，母亲就背些谷子到公社的打米店，打出我们盼望已久的新米，给我们做上一锅散发着浓郁饭香的新米饭，让我们敞开肚儿吃上几顿饱饭。然后，母亲又一如既往地锁上装谷子和大米的柜子，每餐做饭时再开锁抓上两小把，和红薯或是南瓜等粗粮一起煮着吃。有时家里没钱买化肥，母亲就会卖掉些谷子。每次看到母亲卖谷子，我和姐姐就趴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每看到母亲用米升子往背篓里舀谷子，心里就咯噔一下，祈祷母亲少卖些。

那些年，母亲和村民们虽精耕细作，付出极大的心血，但稻田里的产量并不高，想要每天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碗白米饭实属奢望。后来，随着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大伙儿终于不再为吃上一碗白米饭发愁了，但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早年间乡下“千滴汗、一粒米”的艰辛，以及那些数米而炊的日子。我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滋养着我们生命的大米，我们要感恩和敬畏每一粒蕴含着大自然生命力的米。

那些带着风尘的时光已然远去，但岁月并未模糊我们的记忆，流年的烟火摇曳着光影，在草木光阴间泛着丝丝光泽，俗世沧桑与人间风雨也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

马晓燕南充人，四川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