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他就像一粒尘埃，即便掉进沙堆里也难以寻觅。但在我心中，他却伟大得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远远便能望见，那身影挺拔而雄伟。

我从小在南部县建兴镇农村长大，我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靠种地、打零工把我养大。他是一个砖匠，用手中的砖刀为我和我妈筑起一个小家。他没有文化，只读了小学一年级，靠出卖体力换取酬劳。长年累月，他的双手长满了老茧，年纪不大，但满脸褶皱，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左邻右舍都讽刺他，说他是做牛马的命。

我的父亲没有文化，没有人脉，除了靠卖力气为生，他似乎没有任何办法。他不识字，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为人仗义没有心眼，待人接物无不推心置腹，但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他一辈子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新疆，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打工，除此之外再没有出过四川，一辈子没有正儿八经旅游过。他视财如命，源于从小家里穷，他住过漏雨的茅屋，对贫穷感受最深。

父亲虽然不是高干，也不是商贾，但他对我的爱丝毫不逊于那些富家子弟。富家子弟有的玩具，吃的用的，他都会尽量满足我，哪怕是省吃俭用，哪怕是外出打工，他都会挣钱给我买。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我的父亲就从新疆给我带回了皮靴。皮靴在那时的农村是很时髦的，我穿着皮靴在屋里来回转悠，靴子发出的哐当声，满是童年趣味。

小时候，父亲带我逛建兴镇，我看见一顶解放军的帽子，我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我想要那顶帽子。”我爸二话不说，就给我买了那顶军帽。为此，我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好几天。一天夜里，我戴着解放军帽趴在桌上玩耍，帽子被油灯给点燃了，我的解放军梦也随之破灭。

又有一回，我在邻居家里玩，看见邻居家在吃黄鳝，我特别馋。回家吵着要吃，那个年代黄鳝的价格很贵，川北农村家庭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猪肉，哪里还买得起黄鳝。于是，父亲就砍了竹子，用钢丝和钳子，做了一把竹篓子，趁着月色，打着手电筒，带着我去田里夹黄鳝。我分不清是黄鳝还是蛇，踩在一根又粗又长又滑的黄鳝身上，吓得蹦起来，惊恐道：“蛇……”我爸用手电筒照了过去，说：“明明是黄鳝，哪里是蛇。”我惊魂未定。用了大半夜时间，我们夹了满满一筐黄鳝，回家后母亲做了黄鳝羹，一家人美美吃了一顿。父亲幼年放牛，后又常年摸鱼、逮黄鳝，患了风湿病，一双老寒腿，终生不愈。

我家的老屋，九几年已经不能住人，泥巴混合麦壳敷的墙，每逢雨雪天气，墙就透风，厨房后面的墙还倒塌了，用苞谷秆遮挡。无可奈何，只能借钱修楼房。1998年，父母借了七万块钱建楼房，那个年代，七万块不算小数目。当时，我看到村里有小伙伴骑自行车，心里特别羡慕，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一辆。于是，我在父亲面前不停地念叨。当时家里正在修房子，经济并不宽裕，但父亲还是借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骑到初中毕业。如今，那辆早已报废的自行车还搁置在我家的屋顶上。每当看到它，我的心中便会泛起涟漪。

成年后，我通过自学，取得了高学历。由于父亲思想固化、文化程度不高，我们之间渐渐产生了代沟，难以进行正常的交流，很多现象他根本无法理解。不过，我尽量避免与他发生交流冲突。因为我知道，至少在他的认知世界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年过三十，迟迟未婚，对逐渐衰老的父亲来说，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苦楚。

岁月悠悠，父亲的脊梁不再挺拔，皱纹也爬满了他的脸庞，可他给予我的爱，却如陈酿的美酒，在时光中愈发醇厚。

周林南充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