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臣服与骨子不服的人格冲突——评姜明《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
作者:李明泉 刘海颖 来源:中国艺术报
对一个人历史地位的判断,既与他是否符合正史传统有关,也与他的人格冲突所带来的奇异成就相联系,从而进入正史之外的别史之中,显示出特别的人生况味。姜明近2万字的历史文化散文《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就以独特的史学眼光和敏锐的人性捕捉,把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王铎的人格矛盾揭示得鲜活生动而令人深思。
作为明代大臣,王铎曾胸怀大志,既有治国平天下的才气,又有敢于亲临前线奋勇杀敌的胆识,可降清“跪迎”曾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长达百年之久;作为书画艺术家,王铎作品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和《雪景竹石图》等,作为一流的书法家,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誉。为官上的“贰臣”和从艺上的“神笔”,使王铎的胸中块垒与才情高超形成的内心厮杀与突围是何等的无可奈何与惊心动魄。
姜明从王铎的人生履历和书法艺术的视角入手,通过史实与评论的巧妙结合,把一位所谓的“贰臣”的心路历程和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写出了王铎“臣服”与臣服之下的骨子里的“不服”,向世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铎。
王铎曾是朝廷的一股清流。“文品清时贵,功名晚节难”,年少的王铎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想做一代名臣,他提出“内本固则外枝荣”“攘外必先安内,其理明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朝内阉党专权,他不与其同流合污,甚至顶着压力拒绝修纂《三朝要典》。而这些充满文人气节的行为举动,换来的却是小人一再的构陷和皇帝一再的疏远。南京城被攻陷后,皇帝的落荒而逃更是让他明白,继续跪拜这样的皇帝,
就是一种愚忠。于是他选择了“跪迎”清军,做了“贰臣”。然而他真的就心安理得地开始辅佐新主了吗?姜明想象道:“玄武城头的大雨,像一根又一根鞭子,无声而响亮地抽打着王铎,又像一张遮天罩地的大网,捆缚、困囿着王铎,使他往后余生,无时无刻不感到心神不宁、呼吸困难……”这一跪,大明江山改旗易帜;这一跪,首都南京免遭屠城;这一跪,王铎苦心经营的“传世名臣”梦想彻底破灭。“世人皆言我该死,殉节昏君岂弘义?!王铎不服!不服!不服!他活了下来。”姜明议论道: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御敌诤言皇帝充耳不闻,冒死请缨皇帝置之不理,大厦将倾,报国无门。王铎去世前一年曾为岳飞书简题跋,岳飞62字的书简,王铎跋文多达390余字,行文沉郁苍凉,既可视为“贰臣”王铎对忠臣岳飞的终极致敬,也可以看出王铎对乱世无明君的极度绝望和不甘!
姜明在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描述和臧否人物中,让我们看见和感知到王铎艰难抉择时怒斥被俘皇帝和不事新朝而专研书画的怒目金刚形象和内心挣扎的大波狂澜,这是一种极具悲剧意义的臣服。
姜明借自己学习王铎书法的经历,从独特的书法艺术视角对王铎其人进行了解读。对于王铎的书法艺术,作者将其总结为以“粗”“野”“奇”“怪”为特征的“书法暴力美学”。他的书法作品,穿透力极强,心中波涛汹涌的情感就通过墨色线条传递出来。在创作观方面,王铎也展现了自己的“不服”。他认为应该认真临古人的法帖,但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既不“离古”,也不“泥古”。通过书法作品,王铎完成了人生突围,一代名臣已经做不了了,但他还是想让自己能够在书法史上留下几行字句。于是,他有意识地留存自己的诗文集,并勒石刻帖,让世人在王铎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中看到了他的“不服”。
在这篇历史文化散文中,姜明通过叙述王铎书法作品中所展示出来的“跪迎”前后的心路演变,将王铎的人格多面性鲜活地呈现出来,打破了人们对王铎一贯的负面印象。姜明认为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王铎的悲剧人生,一是军事和政治才华被文名所掩盖,英雄文治武功无用武之地;二是乱世无明君,投降做“贰臣”,被千夫所指;三是因失大节,书法盛名被后人有意忽略。“跪迎”之后,虽侥幸存活于世,获得了生的希望,可儒家文人传统观念对他的桎梏以及世人对他的看法也让他痛苦万分。
姜明在文中强调并不是要“为王铎翻案”,他并不认同主人公臣服的行为,认为其是“事实上的卖身求荣”。姜明将王铎定义为“悲剧式人物”,王铎最大的悲剧便是,他那令人惊叹的书法艺术是在人生的失意和痛苦中酝酿出来的,带着他内心的绝望与不甘,带着他所经历的一次次精神凌迟。
文章最后一节,作者和曾经同样练习王铎书法的朋友一起聊天,谈论各自的故交旧友,谈论各自的家庭,但面对文学时却相互沉默。在文章的末尾,他对朋友说:“我们一定要把王铎捡起来。”捡起来的不仅是学习王铎的书法,还有王铎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服”气质:那是一阵风吹过来,艺术在“不服”的创新传承中所嗅所闻到的暌别已久的“墨香”。
(作者李明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海颖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姜明: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
来源:《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
一
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
电脑上敲出这句话,心中悚然一惊:这样下论断,是不是太绝对了?要不要换一个更中性一点的说法?
不。我坚定地告诉自己。他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不是之一,是最大。
那么颜真卿呢?一定有读者这样反驳。颜真卿真书楷模天下,人品更是名垂宇宙,字如其人,千秋凛冽,这样文治武功人品高度契合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完美化身,最终死于叛军毒手,铁血忠魂,惨烈如斯,不是更应该被认为是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吗?
光照天下,千秋一人,今后我会写一篇专门的文章,表达我对颜真卿的崇敬。但颜真卿的一生是否一定要以“悲剧”来盖棺定论?我不以为然。现在让我们回到我要写的主人公身上——这个人,书法成就堪称“有明书法推第一”,而其人品和气节,则与颜真卿形成两个极端,为人唾弃和鄙夷,他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王铎。
王铎,河南孟津籍,字觉斯,有“神笔王铎”之誉。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南明弘光元年(1645),任东阁大学士、次辅之职;同年入清,授礼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作为著名书法家,王铎以纵横捭阖、沉雄恣肆的行草书名闻朝野,而作为朝廷重臣,却在明清革鼎、江山易帜的时刻投降清军,做了贰臣。其身后三四百年间,因其大节有亏,书法艺术被屏蔽。近三四十年以来,王铎先是在日本声誉鹊起,特别是日本书家“后王(王铎)胜前王(王羲之)”的评价,使国内重新正视、评价王铎,蒙尘数百年的王铎碑帖收获了众多热切、激动,甚至疯狂的目光。一时之间,王铎成了国内的当红名家,评述其生平事功的文章铺天盖地,其众多墨迹也被集纳成册一版再版,一茬茬的书法爱家以临摹他为时尚……
王铎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其后30年的宦海人生,先后受命于明清两朝四位皇帝。跟颜真卿一样,他所处的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朝廷黑暗腐败,皇权交接频仍,农民军烽烟四起,外敌侵犯好比阪上走丸,朝廷不得不一再割地求和……经历了严苛、完整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且终身均在中央系统供职的王铎,他的第一身份,是朝廷重臣,第一要务,是治国平天下。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遇。平日里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还没有到影响国是的重要程度;也曾经想过请兵戍边,但皇帝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即便官至南明次辅,与皇帝又有过命的私交,却还是没能组织一场捍卫朝廷尊严的战斗……总之,无论他在艺术史上是如何的声名熠熠,在正史上,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当然,正史上无法完全忽略他,因为他做了一件“遗臭万年”的糗事——以南明朝廷重臣的身份,偕众大臣跪迎清军进入都城……
王铎的悲剧,起源和根本,都在于这一次的“跪迎”。
二
王铎的前半生,足以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教材。
王铎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生而家贫,“不能一日两粥”。
虽然贫寒,但却是耕读世家。王铎祖父之长兄王价曾中进士。祖父及父亲也是读书人,却屡试不中,被迫放下书本,躬耕于陇上,寄望于后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诗书渊源,所以即便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王铎和他的兄弟方仍得以读书识字,赓续文脉。
王铎自小跟随父亲学习诗文和书法,反复临摹王羲之《圣教序》,很早就体现出书法天赋。其后长时间师从大舅陈耀,习四书五经之余,书法日课坚持不辍,深厚的书法童子功,自那时奠基发轫。王铎这名字即由陈耀所取,“铎”意为大铃,系宣布政教法令之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也算是对孩子的一点希望吧。”陈耀给王铎取名后,干脆把他的字也一并解决了:“字就叫‘觉斯’吧,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斯道觉斯也。”
聪颖勤奋的王铎没有辜负亲友。16岁首次参加考试即中秀才,名动乡野。1621年8月,乡试中举。翌年三月,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又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正式开启宦海人生。鱼跃龙门,光宗耀祖,整个王氏家族扬眉吐气。
王铎光辉履历的背后,是家人的超常规付出:为供他上学,母亲和妻子多次典卖嫁妆,岳父和舅父多次周济,弟弟妹妹不能像他一样享受优质教育……家族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投资行为,是中国封建社会耕读人家的一种常态,结果无非两种,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就是经年不举,全家遭殃。只不过,这种苦难,是被日积月累的生活钝刀,缓慢地切割分解的。
我想特别提一提王铎16岁时第一次参加秀才考试的事情,他考了第二名,这本不足为道,但这次考试的实论题目为《攘外必先安内》,王铎在文章中写道:
“帝王之治,欲攘外必先安内……内本固则外枝荣,精元丰则外邪不侵,瓦屋坚则淫雨不惧。攘外必先安内,其理明也。”
16岁的王铎“有觉如斯” ,让人叹服,谁能想到38年以后,他会跪迎清军、投敌认亲?
更有意味的是他在面试楹联时的对答。考官上联为:文品清时贵。
王铎出口成章:功名晚节难。
真是一语成谶啊。未谙世事的年纪,在人生的第一次考试中,王铎那一双清亮的眸子,何以能轻易洞穿自己悲剧的一生?
三
自31岁入职翰林院,至54岁降清,王铎为大明王朝效力了23年时光。他起点甚高,入职即是庶吉士,“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王铎屡建奇功、步步高升的动人场景,反而是一部步步惊心的晚明清流的宫廷失落志、理想消灭史,换句话说,大明王朝断送了王铎的锦绣前程,而王铎,则成了大明王朝名副其实的送终者、抬棺人。
说王铎是“晚明清流”,一点问题没有。科班出身,根正苗红,庶吉士专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身为皇帝近臣,自然期望经纬天下,济达苍生。无奈皇帝昏聩,“阉党”专权、只手遮天,朝中大臣为求自保,多敢怒不敢言,甚至与魏忠贤等“阉党”勾连合作,共乱朝纲。王铎始终对“阉党”保持警惕,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力中,他与文震孟、黄道周、倪元璐、郑之玄等鲜明地倾向于东林党。魏忠贤曾求墨宝于王铎,竟遭拒绝,恼羞成怒,多次向皇上告状构陷王铎。
最能体现王铎气节的,是他辞修《三朝要典》。天启六年,为彰扬“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成果”,以求“青史留名”,魏忠贤竟然奏请朝廷纂修《三朝要典》,为其树碑立传,足见当时“阉党”嚣张到了何种程度!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的王铎,本应是《三朝要典》编纂的核心班底成员,但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顶着极大压力,共同辞修该书。这部“逆乱大典”编纂完成仅仅数年之后,就被新继位的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清流”为表,“名臣”为实,王铎心心念念的,是成为像魏征一样的一代名臣。名臣者则秉公直言、放达行事,哪怕批逆龙鳞也在所不惜。除在天启朝辞修《三朝要典》外,王铎还在崇祯朝弹劾杨嗣昌、弘光朝主审假太子案等,均表现出凛凛风骨。农民义军和清军战事频起,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王铎、黄道周坚决反对;黄道周被处分,明知皇帝不爱听,王铎坚持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杨嗣昌要求给王铎以“廷杖”处罚。廷杖之下无生还,而王铎却毫无惧色。好在皇上惜才 ,他保住了一条命。谁知数日后经筵秋讲,主讲官王铎又当着皇上的面言说“朝廷赋税太重,清军入侵,致使白骨满野、民不堪命”,皇帝震怒,但未加罪。刚毅耿介、忧国忧民、不计得失、求真务实,这些都表现出王铎骨子里具有忠君大义。但这些以命相拼的高洁之举,始终得不到皇上的首肯,甚至让皇帝对之因震怒而嫌弃、而疏远——好在皇帝整体上还算宽容,并没有对王铎进行贬黜、放逐、弃用、刑办,更没有赐死于他——这固然是王铎的幸运,但皇上的疏远,则让他的名臣人设轰然倒塌。
最致命的打击,是历任皇帝对他保家卫国的泣血请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拟山园选集》收录了王铎一首《漫题壁》:
岁岁议从戎,戎车道路中。貂裘冲雨雪,龙剑淬雌雄。几日烽烟定?诸侯贡赋通。或宜思兑悦,不独挽雕弓。
作为大臣的王铎,愤懑于朝廷面对外敌束手无策只能赔款议和,他怒极冷笑:战火何时能消停?我们赔他们的银子到位了可能就行了!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王铎并不只是一个醉心笔墨的羸弱书生,在外敌入侵山河飘摇的至暗时刻,他渴望并且屡屡主动请缨领兵杀敌、驱逐鞑虏,而投笔从戎、纵横沙场也并非只是出于一腔热血,因为他是有军事韬略和实战本领的。王铎自幼习武,身体强健,胸怀奇兵,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史书记载,王铎确有多次遇寇、横刀突围、以少胜多的战斗经历。但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华都被他的文名所掩盖,从未得到皇上的重视。
崇祯二年(1629),他曾致函平辽将军赵率教,洋洋数千言,纵论御敌之方。沙场点兵之盼、横刀立马之求,其情殷殷,溢于言表。
崇祯四年(1631),在与吴阿衡等夜饮时,吴出示曾经手刃敌军之宝剑,王铎激赏,壮怀激烈:“尚方久稽张禹头,下酒定取匈奴血。宝剑酬价须万户,复城者一堡十五……为语张李诸君子,定远封侯会有时。”
崇祯十一年(1638),他曾经奏请四千强兵,“请缨以系寇颈,致之阙下;或巡边阅师,修理边堡,可效一臂之需”,但崇祯帝一笑置之。
在南明王朝,弘光帝虽与他有私交,他又官至次辅,但对他所上奏疏多无回应,在危难之际他请求“视师江北,以复国仇”,亦被拒绝。
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御敌诤言皇帝充耳不闻,冒死请缨皇帝置之不理,大厦将倾,报国无门。王铎去世前一年曾为岳飞书简题跋,岳飞62字的书简,王铎跋文多达390余字,行文沉郁苍凉,既可视为贰臣王铎对忠臣岳飞的终极致敬,也可以看出王铎对乱世无明君的极度绝望和不甘!
大国有“明君”,寇来如鼠窜!清军进入南京前,弘光皇帝竟然置满城百姓死生于不顾,携首辅马士英抱头鼠窜,满朝文武均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因曾在“假太子案”中力挺弘光帝,南京城破之际,兵荒马乱中,王铎被不明真相的民众长时间围攻、辱骂、群殴,“须发尽落”,几近丧命。这个让他斯文扫地、终生蒙羞的事件,彻底激怒并唤醒了他,他终于明白,自己曾誓死捍卫的所谓圣上,无非是贪生怕死、毫无担当精神的蚍蜉蝼蚁!自己的所谓忠君之举,无非是愚忠!激愤之下,王铎甚至在笔记中感谢清军的到来,“喜逢大军收婵连,苏死回伤见阳天。”想来,一身傲骨、满腔赤诚的王铎之所以遽然变节,甚至会在玄武门城头逆天一跪,这是重要的导火索之一吧。
另一个场景更能证明王铎对弘光帝的不屑和痛恨。在王铎他们献城降清之后的某一天,不知出于多么邪恶的目的,豫亲王多铎导演了一出好戏:他把擒获的弘光帝押来与降清的明朝遗老相见!可以想象,无论遗老们是什么反应,都会成为清廷嘲笑、鄙夷这些贰臣们的笑料谈资!果然,钱谦益见到弘光,伏地恸哭,良久不能起立。而王铎却直立怒目以向,戟手数其罪恶,大叫:“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见旧主而不跪拜,斥其恶而无惧色,彼时的王铎一定是张目决眦肝胆俱裂:谁把我变成贰臣的?除了我自己,就是你这个龟儿子逃跑皇帝!
已经不再是那个四书五经经典里浸润出来的如玉的男子了,在改朝换代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王铎的悲剧不只是一种人格的分裂,更是一种文化的撕裂、文明的撕裂。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王朝的背影渐行渐远,一个艺术家的身影渐渐高大起来。
四
顺治六年(1649)十月,清礼部左侍郎王铎策马经过煤山,朝着崇祯皇帝自经的方向,投注以深深的一瞥,久久不愿离去。
其时,红枫似血,满山空寂。
这一瞥跨越千山万水,王铎的心中一定是风起云涌、百感交集。我想,一定有悔意自他心头升起,后悔当初没有追随先帝而去,如今却要以贰臣的身份,苟且偷生于这夷满当道、风雨如晦的时代。
四年前,清军入关,势如破竹,攻城略池,兵临南京,弘光皇帝已经跑路,王铎作为身处南京的南明小朝廷大学士,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就是以身殉国,再就是辱身献城。弘光元年(1645)五月十五,提前主动剃发表忠心的忻城伯赵之龙同王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在玄武门匍匐于地,跪迎清军,其时风雨大作,清军久不至,降臣全身湿透,狼狈不堪,居然无一人敢起立避雨!
所谓“臣服”,这就是了。
清军终于到了,在豫亲王多铎轻蔑的眼神中,落汤鸡似的明朝众大臣无一不如罪臣般低眉垂首、瑟瑟发抖,恭候新主子赐令“众卿平身”。
这就是大明王朝在政治舞台上最后的亮相,这就是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血泊和尸骨之上的笙箫静默、白旗飘飘。
我渴望看到一双清凉的眸子,能够承接住多铎那轻蔑的眼光,我渴望看到王朝之间的秋波对接不要那么不平等,渴望看到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权力嬗变不要这样不平等,渴望看到文化与民族融合之间的生态互补不要这样不平等,我渴望看到他——王铎,挺立如松,不卑不亢,正视对方,不惧不慌。
我以为,这才是文人的风骨。
我以为,当民族大义已然荡然无存的时候,文人的风骨,是他区别于政治同僚、独立于时代的最后尊严。
可惜,我没有看到王铎的目光。
16岁考秀才时,王铎洋洋洒洒宏论“攘外必先安内”,那时他有一双何其清亮的眼睛。三四十年以来,内忧外患,寇骑如虎,万里江山,俱为鱼肉,清亮的眼睛,暗淡了、浑浊了、胆怯了、沉沦了,他成功地将自己异化为了自己的敌人和最鄙夷的人。
玄武城头的大雨,像一根又一根鞭子,无声而响亮地抽打着王铎,又像一张遮天罩地的大网,捆缚、困囿着王铎,使他往后余生,无时无刻不感到心神不宁、呼吸困难……
这一跪,大明江山改旗易帜;这一跪,首都南京免遭屠城;这一跪,王铎苦心经营的“传世名臣”梦想彻底破灭,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数百年为人唾弃……
有人说,王铎应该慷慨赴死。死了,他就是民族英雄;不死,他就是汉奸、败类,他就欠大明王朝甚至中华民族一条命。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自决天下,臣必须黄泉护驾。“臣不事二主”,所以,忠荩之臣必须得死。
但王铎竟然没有自裁。
死都不怕了,还怕活着吗?
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辩护书——
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
世人皆言我该死,殉节昏君岂弘义?!王铎不服!不服!不服!
他活了下来。
五
降清之后,王铎又活了七年。
这个人,在我心头,也足足横亘了七年。
换句话说,今天下笔的这篇文章,在我心中酝酿了足足七年。
七年里,我摹习书法,一度日书千言,狂热地迷恋,终归于平静,时光荏苒,一晃,不临池又是两三年。
2014年初冬,我与朋友海泉结伴拜于蜀中书法女史齐建霞门下,开始学习书法。建霞吾师,貌文弱纤丽,而腕下功夫十分了得,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尤擅行草,其字大气磊落、神气贯通,无丝毫女子书法的柔媚清雅,却有挽狂澜、破三军的磅礴酣畅。在我们拜师之前,有多位熟人曾获齐师指点,获益良多。
学习书法,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跟任何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兴趣的人一样,书法是我们视野中特别的亮光,更是我们探本溯源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尽管当代社会早已经没有书法特立独行的整体氛围,但每当我们对中国历史上诸多事件不得其解时,试着用书法的视角,也就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何以能凭借一管毛笔安身立命、表情达意,用这样一种视角思考问题,那么多半可以获得格外的启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经久不断裂,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汇聚、团结,形成民族大家庭、价值共同体,这一管毛笔或者说这一方翰墨,实在功莫大焉。
从执笔、起笔、运笔、收笔学起,从点、横、竖、撇、捺学起,在建霞师手把手儿的教导下,“书法小白”很快“上手”了,在笔与纸的摩挲中,浅浅淡淡地体会到了些许快感。“书法小白”很快捕吸到了古老的墨香。我们是从篆书入手的,篆书修长、匀称、俊美,像站立的美男子潘安,是运笔练习和线条学习的绝佳字体。在临习《峄山碑》《石门颂》等名帖之后,我们转习隶书。隶书宽厚、雍容、有波滐,有点像端坐的峨冠博带的丞相,隶书练笔锋、练线质、练造型。但是困顿和蹇滞旋即而至,墨不再是墨,而是“魔”,随便怎么写,都丑陋不堪,不忍直视;感觉原先已经学好的笔画,也哪儿哪儿都不对劲了。无疑,我们进入了书法的瓶颈期。直到有一天,建霞师对我们说:“好了,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草书。”
在我的意识中,草书无疑是最高级、最体现功力的一种字体,当然也是最具审美价值和抒情功能的一种字体。建霞师的观念是,篆书隶书是基本功,学无止境,需要反复练习。行草书是学以致用,就是要把篆书隶书练习中学会的各种笔法综合运用起来,是基本功的升华,不矛盾,在基本掌握草书要领以后,多种字体的训练可以各自开展、统筹开展,甚至渗透性开展。
建霞师找出一本字帖,展纸,舔墨,说,我尽量写慢一些,你们注意我的笔法。之后,颖管摇曳,翰墨吐纳,只听老师唤了七八次“牵纸”,几分钟时间,一幅六尺整张的草书作品已经完成了,但见字字牵丝映带连绵贯通,不解横撇竖捺何以斜敧不周依然顾盼生辉。建霞师搁笔,意犹未尽道,王铎的法帖,临来就是豪爽。
“当秋暮雨烟欲飞,鹤来亭树, 携榼登啸,殊开清兴……我节临的是王铎的《草书册》。这一阶段你们都要临这个内容,各自到网上去买一本吧。”
就这样,只闻其名不见其字的王铎,第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为了看清楚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拿起了老师刚刚临习的字帖,草草翻了几页,我说:“老师,我觉得你比王铎写得好。”
天地良心,我真不是拍老师的马屁,以我当时的眼光,我真觉得老师的字更为遒劲流丽、大气舒展。这句话却把老师吓了一大跳,她非常严肃地说:
“千万不要在其他人面前说这个话了,在我面前也不要说第二次了。你刚学书法,人家不会笑你,但会笑你们的老师,不光会笑,不光会觉得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会鄙视我们的,骨子里面的那种鄙视。”
我愕住了。老师从来没有这样严厉地批评过我们,我脸红了,又把刚刚放下的字帖举了起来,试图掩盖自己的无知和尴尬。
这一看,竟然真的发现了墨外乾坤:草书页文本,是一篇真正的美文啊!400余字,情景交融,古往今来,兴叹有寄,雅趣满怀,笔法高古,格调昂扬,看来王铎不仅是书法圣手,还是文章达人啊!
比如——
当秋暮雨烟欲飞,鹤来亭树, 携榼登啸,殊开清兴。
梧桐叶落,远岫云浮,飘然寄傲,第一清福唯韵人自领受耳。
得意花供数枝,好友高谈世外事,抱膝把酒,看西山爽气,听钟声至耳,安能不畅然于中耶 !
……
多么优美的句子啊。多么清明开阔的意境啊。
此后数月,建霞师现场临写这些句子,我们再临写建霞师的摹本。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为了让我们观察学习用笔方法,再就是因为原帖字小,初学者看不到使转、绞转、波磔等字里风波,老师摹本,字大,动静大,便于学习。“等你们学会了基本功,一定要临原帖。”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
与王铎的精神交谊,自此起源。
六
书法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是用自己的笔迹,写自己的心迹,换句话说,也就是字是自己写的,内容也是原创的。原创的内容倒未必一定是苦心孤诣的锦绣诗文,书法史上大量的名帖反而是短札、随感、备忘录等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可爱文本。如张旭的《肚痛贴》:“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就连宗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说穿了也是一篇即兴遣怀之作,原作中诸多的涂抹穿插,显示出主人怡然自洽的休闲状态,与正襟危坐憋大招大相径庭,偶然欲书状态下的性情书写浓缩了时态、世态、情态,彰显出书家真正的文化气象,这是最让人欢喜的事情。当然,书家临写古人的名帖,或者书写古人的名句名篇,也未必一定就不能体现书家的个性和水平,历代大量的书法家都是这样写出来和传下来的。当代绝大部分书法走的就是这个路数,随便走进一个书展,唐诗宋词怕要占书写内容的十之五六——我个人认为,今人写古篇,时代精神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王铎似乎是个异端。一方面是临古狂人,其独创的“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说彰显的是一种“永不离古”和“决不泥古”的创作姿态。另一方面,王铎在非临帖状态下创作的大量文本,并非古人诗文,而是自己原创的诗文、信札。王铎自幼饱读诗文,文思敏捷,出口成章,落笔为诗,一生中创作的诗歌,一说是3万余首,一说是2万余首,仅留存下来的就有近万首。如果我们以他16岁中秀才起开始计算,到他61岁去世为止,其在世时日也就一万六七千天,也就是说,王铎作诗,平均每天一至两首!对于古人而言,作诗固然不难,但长年坚持、日日不辍,非有强大的文化抱负不能为也。其实王铎本人对自己的文学水平非常自信,曾言自己“书不如画,画不如诗”,固然有夸饰自矜的意味,却也显示出“诸艺皆好,尤重诗歌”的价值诉求。书法自然是让王铎名满朝野的绝技,但书法乃基本技能,欧阳修认为“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就连同年黄道周也视之为“七八等技能”,王铎之所以要那样孜孜矻矻在诗文上下苦功夫,骨子里面他是想成为一代文豪,甚至想成为“当代文魁”。
王铎钟爱杜子美,诗风深受影响,沉郁苍凉,似大风歌。其实王铎与杜甫有太多的不一样,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经磨难,只做过很小的官员,而王铎一直供职于中央机关,始终为皇帝近臣,生活际遇可谓天渊之别。他有《始信》咏少陵:“始信杜陵叟,实悲丧乱频。恒逢西散卒,惊向北来人。老大心情异,衣冠禄秩新。浑瑊亦不见,泪尽诘青旻。”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相当数量都在书写杜甫名诗。想来,忧国忧民的情怀,壮志难酬的郁闷,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幻灭感,应该是他们共同的心理江山和精神圭臬。王铎古文底子好,又勤奋,诗文也名重一时。同时代的多位名人赞誉有加——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评价道:王铎的诗“七言可以与杜甫同步,排律可以与‘大历十才子’相提并论”。户部主事马之骏评价:“嘉隆之后,王铎可谓诗道主盟,六义功臣以此生心,无害于政。”
我想,王铎心心念念想做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位诗道主盟,君心似海,江湖声远,踏踏踏的义军和外敌的铁蹄声不是他能掌控得了的,就让自己在文字王国做一位主帅吧。但是很可惜,王铎的盟主地位并没有形成,对他褒誉的时人,有的是他的亲友(比如吕维祺就是他的亲家);有的是应他之托在他诗文集上作序,情势所然,难免溢美抬高;有的则是他深爱或深爱他的师友、有欠于他或有求于他的同僚或后辈,所以评价不那么客观、不那么符合现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王铎书法上的名声太大。他已经是书坛盟主了,时代不会再授予诗坛盟主的桂冠给他了,社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没有必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句话,也就是王铎“书名掩盖了诗才”。
历史并没有辜负王铎。虽然王铎在文学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但恰恰因为他对文学的挚爱,文学报之以琼瑶,他的文学素养、文化禀赋和文艺气质,助推他成为明清时代开辟山河的书法第一人。真正的书法家不是匠人,不是依葫芦画瓢般临帖,然后刷字成篇的熟练码字工人,而是对文字有独到理解和深厚感情的创作者,是视文字为自家亲人的忠厚长者,是赋予文字以灵气和内涵的魔术师,是能于万万千千的文山字海中让自己文字粲然生姿风标独具的艺术家。书法家写的是字,又不完全是字,书法家的字可以镌刻山河、愉悦眼目,甚至可以凝固岁月、审美人性。特别是那种以自家手笔书写自家诗文的书法家,他们的遗墨和刻石就是岁月的包浆,他们记录历史,同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文稿的文献价值和书法的艺术价值两相增益交相辉映,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杰出代表。
随便选几首王铎的诗作来欣赏一下——
苔作铺裀石作床,闲来藜杖任徜徉。老僧寄语相邀去,多是雪峰看草堂。
三十余春离草莱,笏袍光气五云开。承恩却在丹青手,不论诗书才不才。
浦云能自迩,逾与道情亲。况坐声光里,高闲侣古人。
……
2016年6月,在建霞师名下学习书法一年半以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和海泉投稿参赛四川省第八届书法篆刻新人新作展。海泉的作品,不仅入展,而且奇迹般地获得了二等奖。我功夫下得不深,原本不抱希望的,结果作品也入围了。这么短的时间,从“书法小白”到作品进入省展,业内业外人士大多表示惊讶,建霞师也很欣慰。我们临习的都是王铎的法帖。我选择的是《赠张抱一草书诗卷》中的《登岳庙天中阁看山同友》,此书写于崇祯十五年,为王铎51岁时的作品,跌宕雄逸,欹正难测,其中“谁复凌空呼帝座,我今乘胜挹天浆”中“帝”字的最后一笔,如万岁枯藤,遒劲放纵,占了两三个字的空间,纵贯左倾,末了还有一个左挑的小钩,像极了长戈大戟。那是王铎胸中百万雄师手里的兵器吗?加之诗的意象雄浑开阔,我被深深震撼,反复临摹,虽不得其韵,但自觉会其意通其心,后被评委们看中,我窃以为评委有慧眼。两年后偶遇当年的某位评委,他笑言:“你那个作品能够入选,内容占了便宜,以前没有谁写过。”
谁复凌空呼帝座,我今乘胜挹天浆。帝字的最后一笔,突然又变成了崇祯皇帝自经时的白绫,绾结了整个大明王朝的悲欢,也将一个报国无门的文臣的惨烈心志,永世高悬。
七
“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这是启功先生对王铎的评价。启功先生书法秀美流丽,却对王铎的雄强粗野顶礼膜拜。
《中国书法简史》作者、学者汤大民治学严谨,却在专文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学性语言赞誉王铎:“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
当歌的长哭,绝哀的欢叫。尽管极力为自己辩白,也有诸多仕清遗老互相粉饰、洗白,但儒学修养深厚的王铎当然明白,自己的变节,无论如何都会被历史清算和鞭挞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身后一百多年,乾隆皇帝将他列入《贰臣传》乙编——甲编收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者,乙编为对明清都不尽忠且无建树的降官。
王铎洞见了自己的未来,有计划地重新规划自己的余生:传世名臣做不成了,那就做文艺盟主、书法大家——
“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
这是王铎说于48岁时的话,当时他对明朝廷还抱有希望,只是自己的抱负暂时没有实现,话里有抱怨和自嘲的味道。但这句话精准地注解了他仕清后生命中最后七年“人书俱老”的炼狱荣光和笔墨狂欢。
苟活人世,悲欣交集。就这样,文艺成了贰臣王铎余生中唯一的光亮。降清之后的七年,王铎担任过一些闲职,但他基本上都不理政事,成天写写画画,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朝廷也懒得管他,招安前朝旧臣本就是一种装点门楣、显示新王朝气度的面子工程,你不上班,两不相碍,大家都爽朗轻松。但王铎并不轻松,或者可以说,仕清的七年是王铎一生中最痛苦、最绝望、最分裂、最疯狂的一段时光,他奉为圭臬却最终为他抛弃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无时无刻不挞伐着他。作为贰臣,他时时处于对新朝、对国家、对官职、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更处于对时人、特别是后人的评价恐慌之中,进而产生了对人世的厌倦。所以面对这样一段“偷”来的余生,他是不珍惜的,是自暴自弃甚至恣肆放浪的,是恨不能立即将自己归还天地的,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绝症一般的幻灭感稍稍减轻。
果然,仅仅在降清7年以后,他就在61岁的壮年病逝。同为贰臣的前辈学者钱谦益在他墓志铭上写道:
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心口自知之,即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既是对晚年王铎的生活画像,也是对他们“苟活于世”的自我辩解。他们以为不为新王朝效命,就是为旧王朝挂孝,他们以为放浪形骸、自我作践,就是对自己的救赎,就能让自己的犯罪感有所减弱。这当然是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几百年后,我们依然不认同王铎们的抉择,更不会为王铎的事实上的卖身求荣翻案,但当我们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腐败、软弱、残暴、昏庸的晚明王朝之革鼎易帜,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清廷执政两三百年间,出现过康乾盛世等黄金岁月,科技进步,民生改善,满族给一度孱弱的中华民族,灌注了雄强孔武之力,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明清易帜,彻底分裂了王铎——好在,王铎在声色犬马之外,一门心思遁进了他的书画世界,他的绝代苦闷,终于鞭挞、孕育、煎熬、裂变出其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这是王铎一生中最大的悲剧,这也是王铎成其为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却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
时至今日,在王铎出生400多年以后,当我们展读或者临摹王铎书法作品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目瞪口呆、心涛澎湃。那些天风海涛般不可端倪、劲弩铁戟般狂飙突进的黑色线条,无论怎么看,它都在劲舞;你把法帖合上,线条甚至会蹿出封面,在你眼前狂热扭动。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它的存在感是如此磊落,它的穿透性是如此精进,没有办法,这就是王铎的魅力。贰臣也挡不住他的光辉。中国历来讲究“字如其人”“以人论字(文)”,但王铎依然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成为万千书法爱家最热衷的临摹宝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王铎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意思的时代,我必须得正一正衣襟,很严肃地谈一谈“王铎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王铎的意义,首在他一扫流美、清丽之风,开创了一种以“粗”“野”“奇”“怪”为主要特征的“书法暴力美学”。王铎的字,粗看并不好看,这也是我刚接触王铎作品时,认为吾师建霞的临帖比法帖更好的原因,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没有书学素养的人认为王铎是“丑书”代表人物。清丽、典雅、蕴藉、俊逸固然是美,但所有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则让人沉闷促狭。王铎一扫晚明风行的董其昌式流美之风,以“粗”“野”“奇”“怪”的磅礴之势,形成“暴力美学”,让书法审美大异其趣,继而大放异彩。
在我的认识中,所谓“粗”,就是笔画粗重、墨气淋漓。他主张“尽黜幽细而存粗猛”。以此粗猛,回应董其昌的清秀。“野”则是在临帖师古的框架下,“不规规摹拟”,勇破陈规,任性表达。王铎自幼时习书开始,终身将“二王”作为临摹范本,并响亮地提出了“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的口号。但王铎临帖,多是意临和创临,很多时候都是借法帖模本而书自家胸臆,其势狂野,其字粗野。“奇”则是奇崛摇荡,连绵纵贯。王铎连绵纵贯的“一笔书”字数超过七字的非常多,接近十字的也不少,最多一例竟然达到惊人的十五字!足可以见书写时风驰电掣、笔走龙蛇的骇人气场!一气呵成的纵贯连绵之外,更不可思议的是字字结体饱满清新,上承下接,左冲右突,俯仰有致,纵放得意,犹如万丈高瀑,浩浩荡荡倾泻奔流。“怪”则是貌似狰狞、冲撞常规,王铎用他那飞腾激越的狂草粉碎常规的视觉平衡,让人获得“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的神魂震撼。很显然,王铎刻意为“怪”,就是要构成对平衡、和谐、秀美的冲突,追求一种异常、寥廓、雄浑、险峻的阔大气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书家自身扭曲压抑的理想人格在尺牍间的精神突围,就是在“不美”和“奇怪”中刻画“完美”和“正气”的道德角力,就是在张牙舞爪、万劫不复的精神向度上重塑人格理想、字字呐喊“不服!不服!”的心迹公示——
总之,王铎的书法创作,不光体现出艺术审美,更多的是艺术冒险,很多时候体现出极限运动的特质,而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王铎书法的真正内涵是一口深井,他的悲剧人生,才是活水之源。
同样因为他的悲剧人生(仕清之后实为自我放弃后的“躺平”人生了),王铎刻意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将字写大,以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变传统书法欣赏“案上观”为“壁上观”,拓展了书法的审美场域和格局,从现实意义上让书法艺术“站”了起来。
明代以前,除了庙宇殿堂等处的楹联以外,巨幅书法作品比较少见,传世经典作品的尺幅多为几十厘米大小。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高大建筑物的增多,以艺术增美生活的审美思潮兴起,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开始涌现,书法作品动辄几米长。当时的名家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都参与其中,一时之间鸿篇巨制佳作迭出,夺目惊心。审美方式也由以把玩、凝视为特征的“案上观”,变成了以眺望、仰视为特征的“壁上观”。
王铎是巨帧长轴创作的执牛耳者。他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丈多高,最高的《五言古诗轴》,纵高竟然达到惊人的4.22米!如此顶天立地的书法艺术,自然具有让人血脉偾张的视觉震撼力。我曾在书店购买过王铎巨幅长卷的高清影印帖,尺幅之高,层高3米的陋室不能悬挂,只能让它委屈地躺在地上,供我瞻仰。即便它躺在地上,其字字威武、横扫三军的霸道神气还是让我屏声息气,不敢动弹。读王铎的字是需要勇气的,而读王铎的巨幅长卷,则需要穿上救生衣,坐上救生艇——
那是在惊涛骇浪中的行进和搏击,那是人力与自然力的相互叩击和呼应,那是神示的诗篇和魔性的心迹之间的角力——神仙打架,作为观众,我们很容易受伤。
王铎的气宇襟抱和他的擘画神功,显示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壮阔气象。可以说,王铎不是把字写大了,而是把“人”写大了;不是把个人写大了,而是把自我的意识写大了——人生如蚍蜉,事事不如意,想做名臣,却做成了贰臣,想做武将,却做了跪迎降将,想流芳百世,偏偏遗臭万年,错错错,生之卑微以字放大!莫莫莫,臣之忠良以笔扛鼎!
王铎写的不是字,是生不逢时的肝肠寸断,是人鬼附体的魂飞魄散,是遗臭万年的名垂宇宙,是失败人生的倔强战书。
如果说颜真卿的“名垂宇宙”是其忠义肝胆的自然成全,那么王铎的“名垂宇宙”则是其在忠义尽丧之后的绝地突围。他有意识地将其书法和诗文作品编辑成册,勒石刻拓,体现出相当强烈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其作品的传播和流传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王铎留存于世间的诗文集很多,为后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固然是因为年岁不久,诸多文本文献还没有在岁月流逝中遗失和消灭,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王铎本人生前的自觉集纳和“抢救性保存”。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除了“编书”以外,王铎非常注重勒石刻帖,也就是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请人刻在石碑上,供人观瞻和拓印。比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日涉园帖》《论诗文歌》《二十帖》等,都是由自己的儿子或姻亲主持刻写完成的,所刻作品,除了来自王铎先前的馈赠,更有王铎听闻刻帖之事后的“专项支持”。他去世前曾嘱咐儿孙说:“我一生别无所成,唯有书法一道小有所成。待我死后,可寻觅良工,将这些作品一一刻石镶置于中室四壁,传留后世。倘子孙后代有衣食不足时,亦可拓卖字帖,以济温饱。”
这充分说明,王铎的刻帖,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工程”。于他本人而言,他的功名意识从来都是以流芳百世为旨归的,当然他是想借墨迹舞日月、承天地以不朽,而于中国书法史而言,恰是因为他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些珍贵而有价值的墨宝,能于纸帙法帖之外,与自然界的碑石风云交会,在广袤的天地间和历史空间里,生发出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
当然,这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一定包蕴着王铎质疑经典、重组经典的砥砺之音。王铎有意识地对经典法帖中的错谬进行了“勘误”性临摹,对历代经典法帖中的不同字体进行了“组装展陈”,起到了现代“书法字典”的部分功能,而个性化的“博美性临摹”,又为自己的作品成为新的经典提供了可能。
王铎是一个对临帖极端重视的书家,“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但跟其他单纯以学习为要义的临帖者不一样,王铎的临帖,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复古式创作:现场是古代,写的是古人的文本,但灌注了当代王铎的思想、气息和学养。比如在临帖过程中,王铎经常性地将不同时代书家不同字体的作品进行选择性“组装展陈”,并置于一个册页之中,在与其临摹的多个范本比较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其摹写出的字体竟然不同于原来的字体。这是临帖吗?如果不是临帖又是什么?博采众家之美而进行个性化演绎,王铎总是以我们意料不到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审美上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不仅如此,在临摹古人作品时,王铎还经常基于自己的学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法帖中的部分地方进行“纠偏”和“勘误”。比如在临王羲之的《兰亭序》时,就将褚遂良摹本和薛绍彭摹本中的“暎”改为“映”、“領”改为“嶺”、“弦”改为“絃”、“由”改为“繇”。对此,王铎专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王羲之和王献之所使用的是俗字,而不是正体。几乎每一件古人的作品到了他手中,他一定会将他所认为的“讹字”“俗字”全部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一次修订。这确实又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没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是不敢这样轻举妄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王铎希望通过对经典法帖有计划的临创和改写,自身也能跻身经典,传之久远。对于一个有着重大自我期许的书家而言,这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自创“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创作法,以“物理定量”使自身始终不离宗法,而卓成大家,这是王铎基于自我成就给后世留下的公告牌和康庄路。质疑经典、重组经典,源于本来、开创未来,以自身之临创垂范,匡正后学之“任性创作”,则是王铎于后世书法的重大学术贡献。
王铎曾说:“书学以师古为第一义”,将师法古人放到“第一义”的位置,这是因为有感于当时书家“无法度”而“野道兴”,更是痛心于部分书家没有由来胡涂乱抹,或者本来有一定的书法传习基础,但稍有名气后就背离传承,“我体”横行。所以王铎要反复重提临帖,“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书不宗晋、必入野道”。“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更重要的是,王铎终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生不易”。王铎成名甚早,请索者众多,往往一字难求,他的江湖地位之高,可以说是审美风格的确认者和艺术鉴赏的首席专家,他就是用脚趾头握笔写出的字,时人也会如获至宝。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规矩制定者,并没有得意忘形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真正的大师还是古人,所以王铎主张一定要终身师古。他的杰出贡献是给“师古”作出定量要求:一天放飞自我,一天重回古人身边,以保持自身高古之气。这个法则对晚明当时甚至当今时代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王铎书、诗、文、画并举,诗赋心声,字达情意,文注渊源,书写本我、书写“我本”,为书法增添历史价值,为历史提供个性化美学旁批。王铎仅留存于世的诗作将近万首,而相当一部分诗作都附有跋文和题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也正是王铎不同于或者卓绝于其他书家的最大加持。王铎所有的艺术技艺,书法、诗歌、绘画、文章等交相辉映、互相渗透,在其特别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最终汇聚于书法艺术,形成了“有明以来第一人。”
这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
八
二○二一年十月五日下午, 我和海泉相约到成都市中心的百花潭公园喝茶。正值国庆长假,许多市民都远行度假去了,百花潭公园显出了难得的清幽沉静。没有料到的是,我们落座的位子,几米开外就有一个貌似太空舱的KTV包间,看上去很严实很隔音的样子,却挡不住里面的一个女高音嗖嗖入耳,被迫换了好几个位子,心绪就有些乱了。
百花潭公园本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好地方,高树林立,碧池温柔,最近一两年引进了一些所谓的新业态,比较嘈杂和混乱,把公园本身的静谧折损了。我和海泉也好多年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喝茶了,想当年,应该是20来年前了吧,我们还是小伙子,单位隔得近,心里都揣着一团火,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中午,要相约到单位附近的悦来茶馆喝茶聊天。谈工作,谈生活,谈理想,谈烦恼,感觉有说不完的话,中午的一两个小时根本不够用。我们真是惺惺惜惺惺的好朋友啊。多少年过去了,悦来茶馆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有天井有回廊有着竹椅木桌,一两元钱都可以泡上一两个小时的老成都茶馆了,我们早就不到那里喝茶了……
毕竟我们太久没有促膝谈心了,那天下午我跟海泉结结实实地说了很多话,除了不再谈理想以外(因为已经没有理想了,生活无非就是想做的事和得做的事),谈到了许多过去的朋友,有些朋友已经渐行渐远,有些已经将近交恶了;谈到了家庭,我们的子女差不多都要成人了,他们即将开启属于他们的锦绣前程,当然我们现在还是非常为他们操心;谈到了我们当年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成为朋友的桥梁,文学,或者说文艺,我们就沉默了。后来海泉说了一句话,他说,写作,如果不能在全国的作家中跻身前五十名,或者一百名,那么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废品,或者垃圾,真的没有必要写下去。
我没有反驳他。
其实我是可以反驳他的。
比如那个在太空舱里唱歌的女高音,她可能一辈子成不了歌唱家,但是她喜欢唱,在歌唱中感到幸福,而且能给身边听歌的人带来快乐,甚至能为其所在的单位赢得荣誉,那么,她肯定是有价值的。
但我没有反驳。海泉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写作,他曾经在他视为事业的领域非常成功,但是后来他也遇到了坎坷,两年来他一直试图换个赛道再奋斗一把,却因为匪夷所思的原因,毫无起色。
“你还在练书法吗?”
我其实很不愿意问。我自己停止练习已经两三年了。
他摇了摇头。
我居然有些欣慰,心里对自己的负罪感要轻些了。我大声地、非常坚决地说:
“我们一定要把王铎捡起来!我最近在研究王铎,发现他的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好!”
一阵风吹过来,身边高大葳蕤的银杏树上掉下了两个白果,说实话,白果碎地的味道,臭气烘烘的,但彼时彼刻所嗅所闻,是暌别已久的墨香——墨香氤氲。